起名吴赞后面加字地下党员杨国民自述我跟张
2025年10月21日 潮流资讯
——地下党员杨国民的自述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钟山英家起义失利后，我同何仕育同志转移到桂林大河下良江隐蔽。后来，吴赞之同志知道我在下良江，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他亲自到那里找到我，说：“你回荔浦去，明天就走。”说后给我一点路费。我问：“回荔浦哪里？”他说：“马岭小学。找老韦。”（老韦，原名邓允伦，博白人，原在黄姚中学当炊事员，英家起义后转移到马岭小学敲钟）第二天早上我就动身，第一天到白沙留宿，第二天到马岭，找到了老韦，在马岭小学住一夜。
吃完晚饭后，吴赞之叫我第二天到马岭桥头，说张赞周在等我。次日晨，我吃过早饭到了桥头，见了张赞周，张赞周带我走到花篢土风村。当晚，我在一个姓陈的家住下，名字记不起了。从家主的言谈中，知道他是国民党失意军人，当过连长，到百色参加过围剩韦拔群的农民武装。次日晨，赞周对我说：“你暂住在这里。”别的没说什么，他就走了。我住了两夜，见家主对我表情不那么好，当时赞周又不在那里，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真有点进退两难。后来通过姓陈的关系转到卢科家里住，我趁机改姓卢，取名卢四，说是桂平人，同是一家人，他很高兴，叫我四哥。闲谈中知道卢科也是国民党失意军人，当过连长，在国民党干校学习过，后来退伍回家种田，人比较老实，在卢姓家族中有点名望，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情绪。由于他对我很热情，所以，我在他家住了十把天。
通过卢科的关系，我认识了马头村的刘宝山，他为人忠厚老实，对人热情周到，没什么文化，五十来岁，靠种菜卖过日子，生活很苦。同村上群众的关系也很好，一战时期担任农协委员，带领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所以，士豪劣绅恨他。经过考察了解，我认为刘宝山是比较可靠的人，同时，这个村没有土豪，绝大多数是受苦人，在这里比较安全。所以，我决定转移到刘宝山家里住，以这个村为据点，作为落脚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并通过刘宝山的关系，接触附近群众，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进行个别宣传发动。在刘宝山的协助下，我在这个村召开过几次小型会议，宣传反“三征”，从而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发展巩固了这个点的工作。
我在马头村住下以后，我们的工作又向大化村（普陀河）发展。普陀河这个地方是不错的，是一大片连绵的山地，北靠永福，西接鹿寨，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很适宜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其次是有群众，这一带山区都有稀落的小村庄，三、五家、十把家一个村庄，都是生活十分贫苦的农民，张赞周同志领着全家五口来到了花篢普陀河，生活来源靠同志们帮助一部分，赞周的爱人到别人已收过的地里捡剩下的木著、红薯，切片晒干作粮食。春天到山里找野竹笋卖换米吃，收茶子时到山上捡茶子回来冲碎，然后放在竹简里榨油。赞周和我到深山里提山蚂拐和劈松光柴来卖，夏收夏种，我去白滩屯帮财主打谷子，一天可捞十来斤谷子，从中资助一部分给赞周一家老少吃。
赞周同志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革命热情仍很高，除安排家庭生活外，还经常日夜东奔西跑，外出开展革命活动。经卢科介绍，我认识了大化村（普陀河）村长张良志，此人有点文化，是个老实农民。卢和张是结拜兄弟。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花篢乡竟选乡长，我们做了卢科的工作，支持他参加竞选。经过我们的活动，结果卢科当选了乡长。卢科上任后，见张良志有间榨坊，他就同张良志商量合伙开油榨，叫我去帮收茶子、记帐、付款，有时到荔浦卖油、收款。这样一来，我们开展工作就更方便了。
花篢岔江有个李茂财，他经常到普陀河纸厂帮挑纸，也经常到张良志、张治源家玩，来往多了，我们互相间也熟悉了。他的父亲是岔江村村长，名叫李本祥。认识以后，我们着手做李茂财的思想工作，同时通过他去做他父亲的工作。他们父子向党靠拢以后，我和张赞周同志常到他家里去，通过李茂财在岔江串连发动农民，组织了农民翻身会，并在这个村召开过几次二、三十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反“三征”活动，这里也发展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点。
一九四八年冬以前，我们在花篢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反“三征”活动。我们到过许多村子开过会，到会人数三、五十人不等，会议内容是宣传反“三征”，组织农民翻身会。到解放前夕止，经我们直接组织起来的农民翻身会会员有：马头村五十多人，普陀河十多人，岔江村三十多人，高视村约六十人，罗家厂三十多人。
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花篢乡又改选乡长，卢科落选了，新选上钟家胜接任。钟家胜也是卢科的结拜兄弟，对我们开展工作没有多大影响。我们的宣传方法灵活多样，范围也有了扩大，得到宣传资料，都由翻身会骨干去散发和张贴，有时乘圩日人多赶圩用石子压在大路边，路过的人见了，你捡一张，他拿一张，互相传阅，群众看了很高兴，国民党官员看了惶惶不安，说：“荔浦也有蛮多共产党。”
我于一九四五年桂东南武装暴动失利后到钟山英家的，一直在赞周家做工、种田。我改姓何，与他老婆同姓，成为姐弟关系。我们相处得很好，如水乳相溶，日子过得很愉快。我不象个知识分子，也不象商人，十足的农民打扮。我对农活样样来得，身体健壮有力气，手脚勤快，很讨人喜欢。由于这样，人家只知道我是个逃难的农民，并不怀疑我是共产党员，这也是我能立足于花篢的重要原因。在花篢这个地方，几乎所有小村小路我都走到了，独来独往，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这里的贫雇农较多，生活极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一宣传反“三征”，大家都相信，都拥护，讲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都赞成。卢科任花篢乡长期间，基本上为我们所利用，当地的社会动静都能及时听到。我们建立的马头、普陀河、岔江三个点，也是可靠的。因此，我们在那里基本上是安全的。
我们在花篢接触的人广泛，除了依靠贫雇农民以外，其它各种人物也接触，搞好群众关系，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开展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花篢街有个韦尚文，原是广西大学学生，思想进步，因一九四七年在桂林参加学校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受到反动派注意而停学在家。我们曾在韦伦家相识，同床睡了一夜，从此，我和他建立了一般的朋友关系。韦伦开个杂货摊，经常到马岭，两江，花篢赶圩卖货，张赞周同志写条子叫我到马岭找他取文件，从此，我和他也建立了关系，后来利用他当交通员，他也经常从马岭带信到花篢给我们。此人对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据说后来也入了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前，我们是在吴赞之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七月以后，吴赞之将我们的组织关系交给刘大春同志，从此，我们就在刘大春同志直接领导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同年九月的一天，赞周同志叫我到花篢街上找韦伦取文件，我到他的摊子坐了一下，取到了文件，文件用小口袋装着。
我走到街尾一间木铺坐下休息一会，当时街上有国民党兵在抓“逃兵”，方定荣说我是“逃兵”，两个国民党兵就跑来抓我，各人架我一只手，把我推走，我走到街中心，乘人多拥挤时，我松开手让文件掉在地上，他们没有发现。（文件是《约法八章》，据说是高视村一个农民拾起放进萝筐带回去）押我到乡公所后审问：“你从哪里来？”“广东。”“你叫什么名字？”“卢四。”“你来干什么？”“逃难的。”问了几句就把我关进一间房里。那个方定荣，住在张治源家的侧面，本来是个穷苦人，而成了游手好闲的流氓烂仔。我们原想把他干掉，后来考虑怕出问题，没有干掉他。原因是有个地主仔叫李多福，看见我经常出入张治源家，怀疑我是逃兵，所以指使方定荣去点水，把我抓了。
我被关进花篢乡公所以后，乡长钟家胜要把抓到的逃兵马上送走，韦尚文去做了钟家胜的工作，叫他不要送。这时卢科也来了，问乡长说了情。乡长就去告诉那个抓兵的副官：“这个人暂时留下来，下一批再送。”结果把我留下来了，我发现他们晚上都出去催兵，基本上没人在家。第三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喊要解手。有个通讯员把门打开让我出去，也不跟我。乡公所的厕所在围墙外面，我走出后门，回头看没有人跟随，我不上厕所，而从山边拐路走了。有的农民看见我走了，还催：“快点走，快点走！”我翻过山背，就窜进稻田里躲避，一直躲到天大黑才回普陀河。
我拍赞周的门，他开门见了我：“啊！你回来啦！我们正准备去营救你，已组织好了。我们商定，如果抢不到你，就把你打死，反正不给他们带你走。”从那以后，我们都不敢在家过夜，总在外面住宿。尽管工作曲折艰难，但我们坚信，天快亮了。
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荔浦，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成立了二、三十人的武工队，队长张赞周，我协助他工作，下设一个供应组，主要任务是筹粮，由张治源负责。荔浦县城解放前十多天的一个晚上，武工队集中在普陀河一个土地庙宣誓，喝鸡血酒，张赞周同志讲了话，要求大家立场坚定，不变节，不投敌。宣誓之后，把队伍拉到半山腰一家小房子住下。几天之后，武工队趁夜间转移到花篢山上的半山腰刘宝山的亲戚家里住，住了约三、四天，我下山了解情况，才知道解放军已经到了荔浦，我立即通知武工队下山，到岔江集中，向荔城进发。我们的队伍到达荔城时，已是县城解放的第三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