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红

甘家是我母亲的娘家。这是一个在当地有点根基的家族。甘家的老屋在镇上，在镇的街中心。每到农历的五月，绵绵的雨丝洒落在街心的青石板上,耳畔回荡着是清脆的“卖玉兰花来”的叫卖声，鼻端浮现的是清郁的玉兰花的香气，这时的故乡就有了诗人戴望舒笔下的雨巷的韵味。听我母亲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屋子。母亲的父亲开了一家杂货铺，同时还经营着织布机的扎筘生意，据说这个生意在这一片被甘家人垄断着，他们家也传子不传女。

甘家的大家长，我的老外公，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的大家长，他一生说一不二，是家中绝对的权威。老外公一生娶过四个老婆，老外公的前两任妻子留下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女儿都送人了，留下了一个儿子。我母亲的母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我的老外婆一生生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两个女儿才几个月就被送人了，老外公一生也就留下了一个女儿在身边，就是我母亲的姐姐。在老外公的眼里，女儿都是外人，只有我的老外婆生的第一个女儿他疼爱有加，送她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解放前夕随同她的丈夫去了台湾。而她这一去，也造成了甘家人以后的劫难。

甘家在老外公的时代，家财颇丰。临着那青石板的长街，甘家有两个铺面，经营着各式各样的杂货。铺子后面还有一幢两层的木质的小楼。而这些铺面和房子都在解放初期就充公了，只留下几间平房供二表哥一家人居住。最小的舅舅喜欢回忆往事。据他所说，那时甘家的银钱很多，埋在天井里（在家里的青石板的院子叫天井）。幼时的舅舅经常对着天井尿尿，久而久之，青石板的天井亮晶晶的。甘家的长子长孙甘长海，后来到芜湖发展，同样也开了一家扎筘店。在甘家其他的人陆续离开故乡、出外谋生后，坚守老屋的就剩下甘家的长子次孙——我的二表哥。当老外公的第一任妻子留下的儿子娶妻生子以后，我的母亲和她的弟弟(我的小舅舅)才出生，这就造成了在这个家庭中，侄子的年龄比姑姑和叔叔的年龄大，这个年龄比我母亲大的我的“二表哥”，是甘家和我母亲来往最密切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姑侄两个终生行走。几年前二表哥已经去世了，我的母亲91岁的高龄还好好的活着，耳聪目明，整天忙个不停。

“文革”一开始，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又有一个嫁给了国民党军官的后来又跑到了台湾的姑母，二表哥被批斗改造，一家人也被从老屋赶了出来，一家八口人(他生了四子二女)挤住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好在还没有开除公职。表嫂没有工作，就在合作社下货，打打零工赚点钱来养家糊口。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样一个背景的一家八口人，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表嫂后来回忆，每月的肉票总是和人说好话，买回肥肉，这样可以炼点猪油，来补充菜油的不足。每到放寒暑假的时候，二表哥的几个孩子还会到我母亲家住上几天。那时，我的家是我几个年纪都比我大很多的表侄的天堂，他们每次来了就不愿回家，总要表嫂一再的让人带信催促才恋恋不舍的回家。

拨乱反正后，甘家的老屋归还了，但我二表哥他们一家人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因为家境的艰难，再加上当时的上山下乡的政策，二表哥的前几个孩子，都是去了农场插队，只有最小的孩子赶上了好时候，上了高中，不过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老家他父亲工作的地方上班。

甘家其他的人，我母亲的哥哥和弟弟，很早就到芜湖去谋生，也在这个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但因为这个跑去台湾的姐姐，他们的子女不准参军、入党，表现再好也不行。我的小舅舅本来在派出所工作，文革开始，就被调离岗位。先是下到干校，后来分到工厂，最后分到了当时芜湖最大的饭店——芜湖饭店做了保安。

1987年，台湾的姨母回到了大陆，面对着残破的老屋潸然泪下。二表哥晚年生活颇为自在，他重新翻修了老屋，新盖的房子红砖黑瓦，住着很舒服。二表哥在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花团锦簇。瓦楞上抖着细草的老屋连同那悠悠的往事逝去了，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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