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台湾的明星，譬如林志玲、林心如这些人，他们说的话和咱们的普通话比较接近，咱们也很自然听得懂。但是，香港明星讲的是粤语，非粤语区的人听得就很费劲，张家辉自己费劲说出的普通话，咱们听着也像“渣渣辉”。

按理说，台湾属于福建方言区，地方方言应该是闽南语，但为什么大多数台湾人能说出一口非常接近普通话的“国语”呢？

志玲姐姐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书同文”将各国书写文字统一，这对日后大一统的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书写文字统一了，但是语言则长期不统一。在农业社会，语言统一做起来似乎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太大必要。不过，从宋元开始，用于官僚士大夫阶层交流的“官话”开始盛行，所谓“官话”，只是“官”的话，而不是普通人的话。

明清时期，官方世界主流的官话是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另外还有一种西南官话。到了清末民国，所谓的“国语”运动开始流行。“国语统一”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当时政府主导这一运动的诸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北京话作为统一国语的基础。1902年，大儒吴汝纶向学部尚书张百熙推荐当年戊戌时代名人王照的著作《官话合声字母》，就说:‘其音尽是京城声口”，学之“可使天下语音一律”。

王照

1904年《大公报》一位署名“由观生”的作者说：“中国语言之中，最通行者莫如官话。”北京为首都所在，语言通行最广，普及最易，故国语“必以官话为主”。他所说的“官话”，肯定不是南京官话或西南官话，显然就是北京话。1907年，湖北提学使黄仲弢令各学堂添加国语科，嗣后教员“上堂授课均改作京话”。1910年《大公报》以《论统一国语之方法》为题征文，应征者几乎一面倒地支持京话。

北京话成为未来统一国语的基础，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用当时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来讲，“京为中央政府所在，政令之所由发，巨公达官之所聚集，而亦将来议院之所在也。欲威信达于全国者，舍北京话其莫由矣。”但是，在当时革命风潮的背景下，以清廷首都北京的方言为统一语言的基础，这又被革命党人目为一种专制。章太炎就说：“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

《官话合声字母》

除了革命因素，还有满人朝廷这个种族背景，又让人觉得北京话有问题。在当时一般人的认识中，北京话往往与满人联系在一起，南方过去也经常聘请满人去做官话教师。但是，这在反满革命者眼中，就是一种语言污染。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就有“满洲造为京腔”，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之说。

清末革命党更是对此大做文章，刘师培就认为，北语自东晋以来已杂“夷音”，元、清两代，更是“虏语横行”。吴稚晖更是说，“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

章太炎

北方话，尤其是北京话没有浊音和入声，听起来软绵绵的，这在南方革命党人看来是语音上的一种奴性，是孱弱国民性形成的原因。所以，民国以后，南方知识分子极力主张将浊音和入声纳入统一语音。

明清至于近代，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的文化发展远胜于北方，江南士人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南雅北俗的观念由来已久。南方话文雅，北方话鄙俗，这是当时士林公论。语言学家赵元任是1892年出生于天津，发蒙时候，家里特意从故乡常州请来一位先生‘用地道的常州音教他读书”。《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称从小念书，先生就“一定叫念南方音”。

革命派中学问最好的章太炎主张“上稽《广韵》，下合宇内之正音”。在他看来，“宛平不如江宁，江宁不若武昌”。章太炎的意思是以武昌话为国语基础，也应“当旁采州国以补武昌之闻”。章太炎基本算一个汇通派，他主张音韵“以长江流域为正”的同时，仍强调“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

《京话日报》

在野革命派的语言主张对朝廷国语统一运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响。1911年，主管教育的学部在上奏国语标准的时候说，“现正广征海内人士于国语音标素有研究者，各抒己见，送部采择”;同时，拟“遴派精通音韵、熟悉方言人员”举办国语调查会。这就意味着，清廷官方并没有把北京话视为当然的国语，而是准备众采各地方言，会通造就未来统一国语。

当然，代表北京话利益的集团也没有放弃将北京话变成国语。1910年，一批旗人上书资政院，要求推广官话合声字母，他们说京话乃各省语言“会萃磨练”而成‘斯即中央，非偏隅也”，“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

广韵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国成立了。民国成立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曾说：“中国语言各处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语言为标准，则必招各地方之反对，故必有至公平之办法。”迁都北京之后，继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于1912年12月2日主持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这是筹备国语统一事务的官方机构，明确其职责为审定“法定国音”，制定国音字母，会长是吴稚晖。

为了彰显公平，这个机构各省都有代表，每省2人，此外蒙、藏代表各1人，华侨代表1人，组织形式有意模仿议会，以便“广集方隅之异见”。为了表示公平性，京音派的主将王照被选为副会长。

吴稚晖

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开幕，5月22日闭幕，历时三个多月，一共产生了至少五六种国语语音方案，甚至闻所未闻的河南语音方案也被提出。南方派自然主张以南方语音为基础，其理论基础是《广韵》。京音派还是主张北京话为主。南北语音差别主要在南方话有浊音和入声，大部分北方话是没有的。如果没有浊音和入声，很多诗词歌曲读起来就没有韵味了。

南方派的朱希祖就说如果“欲以北音统一读音，字母废去浊声，韵母废去入声。苟从其说，则一切书籍读法、诗词歌曲等韵文，皆一扫而空。”江苏代表汪荣宝更是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王照却说:字母加入浊音“是以苏浙音为国音，我全国人民世世子孙受其困难”，因称读音统一会为“苏浙读音统一会”。

朱希祖

虽然如此，但是最后通过的方案还是体现了对北方方言的让步，即便是革命党人极力反对的京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全案七八千字，已九分恰如满足于京音”。这个方案与传统北方话和北京话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又将南方话中的“浊音、入声委曲保存”。

不过，这个妥协方案看上去是兼采各地意见，但这种杂糅并非有机，而是一种生硬的拼凑，让人觉得有种非驴非马的感觉。虽然这个方案对京音做了很大让步，但是在京音派看来还不够。激进的知识分子对方案中的北京元素依然不满，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曾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陈独秀

在南方人看来，所谓的“国音”与北方话，甚至北京话还是没有什么区别。说来奇怪，到20年代，恰恰是一部分南方知识分子极力主张以北京话为主，制定统一国语语音。

1920年春，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建议以北京话为统一语音，他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北京既是“政治外交的中心点，也是教育的中心点”，北京人“说话自然最为讲究”；同时，采用首都话以为国语，也是各国“一种公共的倾向”，是国际惯例。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北京话有很多脏话，也就是今天说的“京骂”，张先生就主张要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说的话”为标准。除了这位张先生，后来还有很多南方知识分子主张以北京话为国语基础语音。

日本人在台湾的奴化教育

在各方力量作用下，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再次修正《国音字典》，改以京音为主，当然这个京音并非是将北京话完全照搬过来，而且还保留了南方人的入声习惯。即便是后来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也继续沿用了这套国语方案。

台湾从清末甲午战败割让给日本之后，一直在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之下。1945年台湾光复之初，很多台湾人不会讲汉语，只会讲日语，对大陆所讲的国语更是陌生。所以，在台湾光复前夕，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即认为：

为急救台湾同胞，使其民族意识迅速恢复，在台推行国语，实为台湾教育复员当务之急。

台湾光复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946年3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签发《台湾省各县市推行国语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在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设置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各县市政府所在地设置分会或推行所，各乡镇设置讲习工作站(班)，分层负责各地国语推行事宜。从此之后，台湾搞了几十年的国语教育，而这国语语音则是当年民国时代北京话为底色的。

所以，我们大陆观众听台湾明星说话就自然听得懂，而听粤语区的话则很费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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