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是一个怎样的谋士呢为何能得到如此的信
2023年11月24日 潮流资讯
法正是一个怎样的谋士呢？为何能得到如此的信任呢？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成为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最精辟的概括。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三国时代之所以引人兴趣，恰在于它将中国历史上的分合治乱演绎得淋漓尽致。三国之始的汉末大乱，几乎将中国朝代走向衰亡的种种昏乱黑暗一网打尽：桓、灵二帝成了昏君的代名词;外戚干政与宦官专权如虎如狼，率兽食人，致使天下鱼烂;黄巾军挟宗教之力趁势煽惑人心，揭竿而起，可以说是每一个朝代走向土崩瓦解的标配。
乱世中英雄的崛起，也如风云际会一样顺理成章。董卓的残暴、王允的计谋、吕布的英勇，本已经让人见识了三种全然不同的英雄豪杰的人格，然而他们却如流星一般迅速划过天际，将更广大的英雄舞台留给漫天的灿烂星斗。刘备、关羽和张飞的结义，成就了后世义气干云的英雄神话;曹操的狠鸷险谋，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奸雄形象。隆中一对三分天下，应变谋略出神入化的诸葛孔明，则成为智慧的究极代表;与之相对的司马懿，猜疑多疑，虽然在与诸葛亮的智谋对决中屡战下风，但却最终凭借忍耐与权谋生生耗尽了对手的生命，并最终将战场上的下风转化为权力场上的上风，最终铲除异己，让自己和他的后代子孙成了权谋天下的最终胜出者。
1994年版《三国演义》中的法正。
甘宁们被击败后逃往荆州。但汹涌的暗流并未止息，东州兵支持刘璋站稳脚跟有功，愈加猖狂地“侵暴旧民”，终于在建安五年(200年)再次激发战乱。这两场动乱，让法正在益州的处境变得很微妙。他来自三辅，自然会被益州人视为东州集团的一分子，但他晚来多年，与东州旧人缺乏共同的经历与利益纽带，实已很难融入其中。《蜀书·法正传》里说他“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很不受同乡欢迎。同时，受了连番冲击的刘璋也在改变统治策略，致力于政权本土化，也就是收缩东州集团势力，多起用益州本地人士。法正在东州集团内没地位，在刘璋的新政版图里也没机会，“志意不得”，只能与好友张松私下吐槽刘璋“不足与有为”，是个没有效忠价值的人。既然没有效忠价值，自然就只肯领受俸禄，不愿为之分忧。建安十三年，张松建议刘璋结好刘备以抗曹操，推荐由法正担任亲善使者。法正便极不情愿去跑这一趟。
但那趟不情不愿的出使，却激活了法正内心蛰伏已久的魔鬼。他不喜欢避难者的身份，不喜欢微末的闲职，也不喜欢三辅同乡与益州士人不拿自己当回事的态度。于是，出使归来后，他告诉好友张松：刘备是一个“有雄略”之人，你我应该找机会“密谋协规，原共戴奉”，施展阴谋将其弄成益州之主。
得势后的睚眦必报
三年后，施展阴谋的机会终于到来。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命钟繇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成都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张松趁机劝说刘璋将刘备请入益州，并再次推荐法正前往荆州联络。法正甫抵荆州，便力劝刘备取刘璋而代之。另据韦曜《吴书》记载，在此之前，法正与张松二人已将益州的“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全盘泄露。
法正自此以刘璋使者的身份留在刘备阵营，充当着最核心的谋主。《蜀书·法正传》里说，益州人郑度劝刘璋高沟深垒坚壁清野，刘备听闻后甚感忧虑，法正却让他宽心，称以刘璋的为人断不会采纳郑度的建议。其实，这种对错五五开的“料事如神”，并不是法正最重要的作用。刘备真正倚重的，是他对益州内部兵力部署、关隘交通与派系冲突等情况的深切洞察。这种洞察，是细致谋划多年的结果，最后见于刘备进围雒城时，法正写给刘璋的那封劝降信。信中的法正，犹如摊开了益州地图，面对面站在刘璋跟前，向他一一指出哪些郡县已经沦陷，哪些郡县正遭受威胁，哪些关隘已经洞开，哪些势力正蠢蠢欲动。
建安十九年，刘璋开城投降。重回成都的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蜀郡便是益州的京畿)。从前不得志的闲人，摇身一变成了最炙手可热者。《蜀书·法正传》里说，翻过身来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由此不难推想，这个来自三辅的避难者，对于给自己提供过庇护的刘璋时代，怀有多么深邃的怨念。有人将情况捅给诸葛亮。诸葛亮的回复却是：主公当年困处公安，狼狈不堪，全靠法正“为之辅翼”，才“翻然翱翔”有了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这些话，是在明确认证法正乃取蜀之役的最大功臣。
毫无社会理想的权谋之士
建安十六年的选择，改变了法正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益州人的命运。当战事尘埃落定，益州百姓们立刻怀念起了那被时人嘲讽为“闇弱”的刘璋。因为他们发现，新的益州之主入主成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套远比刘璋时代更为凶狠的汲取体系来搜刮民财。刘备采纳了刘巴的献策，开始铸造一种名为“直百钱”的新货币。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蜀五铢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为保证汲取的顺利实施，新政权还接管了成都的市场，控制了物价。
“直百钱”是临时举措，益州新主希望高强度汲取能够常态化。于是，法正与诸葛亮、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又于同年共造“蜀科”，以汉律为基础，制定了一款专门用于管控益州百姓的法律。陈寿说，这款法律造成的结果是“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蜀科”的严酷基调，是诸葛亮定下的。法正最初不太理解，他觉得“初有其国”之际应该先博取百姓的欢心，何况新政权还是一群外来者，用宽松政策来笼络本土势力以获取支持也很重要。但诸葛亮饱读“申韩管子”，另有一套逻辑。他告诉法正：刘璋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本土大族合作，与之共享权力与利益。有刘璋的先例在前，新政权拿官职、爵位与财富去笼络，力度再大也显不出区别，不会让本土大族真正感激。所以严刑峻法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严刑峻法是一种威吓，益州民众被法条狠狠修理过以后，便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社会地位是一种诱惑，益州民众被阶层无法维持和提升折磨过之后，便会懂得什么叫爵位的荣耀。
这番对话凸显了法正在政治上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这种不成熟只在制度建构的技术层面，心术层面的法正早已熟得烂透，诸葛亮“每奇正智术”，便是指此。刘备不待见赶在成都破城前跑出来投降的名士许靖，法正却劝他务必礼遇，理由是这类人虚名流播四海，“宜加敬重，以眩远近”。刘备欲娶吴氏为妻，又怕遭人指摘(吴氏前夫乃刘焉之子刘瑁)，也是法正公开站出来解围，说主公与刘瑁的关系，哪里比得上晋文公和晋怀公，晋文公可以娶侄子的老婆，主公当然更可以娶同宗的妻子。在法正这里，原则是不存在的。许靖的真实品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名声可以拿来利用。刘备与刘瑁的同宗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益州谶纬界流传着吴氏面相必然“大贵”的传说。
法正是一个智术超群而毫无社会理想的人。同为谋主的庞统，会关心“雅道陵迟”，会在宴席上直怼大呼爽哉的刘备，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这些东西在法正的身上完全见不到。而这大约也正是法正最受“有雄略”之主喜欢的缘故所在。他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亲赐谥号“翼侯”。至于那被从酒席上赶下去、稍后亲冒矢石死在雒城战场的庞统，则早已被忘却，只能等待后主刘禅的追封。